虞世南《积时帖》多次著录于宋代官私文献：
一、 宋 米芾《书史》：
1、虞帖为时所重如此，今好事家绝不曾见真迹摹本。《枕卧》《积时》《蚛牙》《头风》四摹帖，一关中刻石帖，今法帖所载耳。世最少者，子敬、虞帖，今好事家一字亦无耳。
2、虞书《积时帖》，古摹双钩，在洛阳李熙处，维之孙也，缝亦有褚氏印，余尝借摹。
二、宋 米芾《宝章待访录》：
唐秘书少监虞世南《积时帖》右古双钩摹本，在承议郎洛阳李熙处。翰林学士维之孙亦缝有褚氏印，某借抚石。
三、宋 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：
世人藏虞行书帖如汝南公主墓志、积时帖、斋会帖。
四、 宋 《宣和书谱》：
今御府所藏一十有三：
行书：积时帖，借乳钵帖，枕卧帖，蔬会帖，翰墨帖，贤士帖三，汝南公主铭稿。
五、 明 王世贞《古今法书苑》引《宣和书谱》：
今御府所藏一十有三：
行书：积时帖，借乳钵帖，枕卧帖，蔬会帖，翰墨帖，贤士帖三，汝南公主铭稿。
虞世南《积时帖》钤有明初内府“典礼纪察司印”且确真印无疑。明洪武元年（1368），朱元璋兴师北伐中原，在攻破元朝大都后，这批由北宋、南宋、金元历朝遗留下来的秘阁藏书，全部运到南京，构成了明代文渊阁藏书的基础。
通过以上北宋文献以及明内府钤“司印”书画之来源。可知虞世南《积时帖》自北宋以来，仅此一件。然而米芾提到的“褚氏印“去哪里了呢？为何石渠所释“楚国米芾”之印文如此漫漶？
《国宝沉浮录》记：凡经宣和御府收藏过的书画，在前隔水上有赵佶瘦筋书题签。画心前钤园、方形印。前隔水骑缝钤“政和”“宣和”年号连珠印。贉纸上钤“内府图书之印”朱文大玺。随着卷轴形式有所不同，签题、钤印各异。此时内府经管人为求形制一律，毁掉不少原时原裱。
《国宝沉浮录》又记：南宋内府书画的装裱形制和钤印：不管入府的历代作品原装如何完整，而曹勋诸人总是要进行改装，以求划一。凡是宣和原装之品，一入绍兴内府，即换掉原来的包首、引首、隔水、印玺、贉纸等。
《国宝沉浮录》再记：金内府书画也有一套制度，除去题签以外，包首，引首，贉尾，钤印都要换成自己的形制。
徐邦达《古书画伪讹考辨》记：考凡入南宋内府古书画，必须拆尽原题，原装重裱，事见周密《思陵书画记》序，言之甚详……
《晋唐名帖考辨》记：
1.“‘宣和装’名迹中概无前人旧迹。……绝无前人旧迹遗存，乃毫无例外者。”
2.“‘宣和装’中，原有旧迹……之所以无存，乃是重装前裁割摒弃所致。甚者致使本帖首末两行墨迹两侧隙幅甚少，其尤甚者，则几乎危及墨迹点画之完整……”。
3.“‘宣和装’为徽宗个人意志之体现，……更有甚者，其流毒甚广，乃为高宗绍兴御府如法炮制，亦步亦趋，致使名迹瓜分豆剖，雪上加霜……”。
结论：
根据以上鉴定前辈关于历代内府的重装制度的鉴定结论推断：
1）现《积时帖》之米芾所见“褚氏印”不存，完全符合事实推理依据，乃是历代内府反复重装所导致。再看现存《积时帖》左下角，“楚國米芾”印左侧几乎已被切割伤及，已无多余空隙，此情形正可以说明本应钤于此帖之上的早期印记（如：褚氏印）历经内府裁切重装而导致其不存。
“楚国米芾”印
2）《积时帖》左下角“楚国米芾”漫漶不识原因可能有二：其一是因为北宋「水蜜印」以蜂蜜朱砂之调合，历代多次重裝所导致。其二是因为此印恰好钤于“能示”两字上而无法去除，故南宋只能刮去，使其印记模糊不辨。这可能正是吴廷并未能将此印刻入《余清斋法帖》的原因。（如：王珣《伯远帖》之右侧中间部位之前朝古半印漫漶不识，余清斋亦未能刻入。）
本文引用：《书史》《宝章待访录》《东观余论》《古今书画苑》《国宝沉浮录》《古书画伪讹考辩》《晋唐名帖考辩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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